01疾病的位置？我们搞不清楚……
同许多其他医学词汇一样，病理学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痛苦科学或对痛苦的研究。从字面上看，这个词汇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但即使将其解释为“疾病的研究”，其来源也是十分隐晦的。此外，在较为狭义的病理解剖学，即疾病导致器官或组织构造上的改变这个范畴中，病理学的起源与一个主要人物，即意大利解剖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GiovanniBattistaMorgagni，—）息息相关。
莫尔加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叫弗利的小镇，之后在博洛尼亚学习医学，并于年毕业。他的解剖学老师是著名的安东尼奥·瓦尔萨尔瓦（AntonioValsalva），瓦尔萨尔瓦因解剖耳朵而出名。瓦尔萨尔瓦是显微解剖学创始人马赛罗·马尔皮吉（MarcelloMalpighi）的拥趸，这形象地说明了显微解剖学在当时的意大利医科学校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莫尔加尼在威尼斯和弗利常年行医，之后于年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直到他89岁去世（在18世纪的意大利，教授没有强制退休年龄）。莫尔加尼对解剖学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他的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论解剖揭示的疾病的位置与原因》。不能责怪他匆忙印制了一部半成品；直到年，在莫尔加尼79岁的时候他的这部论著才得以出版。
这部论著本来的形式大概是写给一位身份从未被揭开的年轻同事的70封信。这可能正是那种18世纪人们所喜爱的文字神秘化的产物。莫尔加尼的书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疾病第一次被认为是由身体器官的变化所引起的，而不是希波克拉底所认为的由体液平衡被打破所引起的。系统地说，莫尔加尼通过研究不同器官的病理学，试图将他在解剖中的发现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在他的发现中必须要提及的是他对于主动脉瘤的描述，以及他观察到伴有一侧脑损害的脑卒中可导致另一侧身体偏瘫的现象。
18世纪的人们热衷于自然中一切新奇有趣的事物。用于装饰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寓所的稀罕有趣之物的陈列柜是那个时期的典型特征。
当莫尔加尼初涉医学领域时，病理学仅仅是个新奇的事物。病理学的前辈瑞士医生泰奥菲勒·博内特（ThéophileBonet）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些研究上。尽管莫尔加尼的同事并不欣赏他毕生从事的重要工作，但是莫尔加尼凭借着《疾病位置》（DeSedibus）独自开创了医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在提到当代医学中富于想象力的理论时，莫尔加尼曾说，那些做过很多尸体解剖的人至少学会了怀疑，这与那些对尸体上发生的构造改变视而不见的人的过分自信形成鲜明对比。未来将会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证明19世纪病理学令人瞩目的发展是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02生命主义与自然哲学，我们热爱“玄学”！
在兴盛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医学界的所有新奇理论中，生命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持久的一个。生命主义的一位早期拥护者是法国医生泰奥菲勒·德·博尔德（ThéophiledeBordeu，—），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巴黎度过的，而他是在蒙彼利埃接受教育的，这个地方后来成为生命主义的堡垒之一。
博尔德对腺体最感兴趣，他认为腺体的功能依赖于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因此称为生命主义。这种有点难以理解的哲学显然与简单机械地解释身体功能的物理医学派学者或者也称医疗力学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他们把腺体看作一种筛子，血液中的某些成分能够通过并产生各种分泌物。博尔德反对将身体看作复杂的机器，坚持身体的功能依赖于只存在于活的生物体内的生命力。因此这些功能在体外不能复制。
博尔德提出的生命主义的概念看似有些模糊和耽于幻想，但是同时他具有令人瞩目的靠直觉预测发生在未来的伟大发现的能力。例如，他提出身体所有主要器官都是作为腺体各自通过将某些特定物质分泌到血液中而发挥功能的，因此各个器官通过血液循环相互影响。他还推测青春期发育中性特征的出现是由性腺的分泌物造成的。博尔德通过巧妙的方法预见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分泌学。
脑解剖学家约翰·赖尔（JohannReil）将Lebenskraft（“生命力”）的概念引入德国，在那里，生命主义这一概念被欣然接受。最初，德国的生命主义比法国的变体更富有哲学和神秘的特征，并且逐渐成为自然哲学的医学分支，而自然哲学是兴盛于19世纪初的德国的一个学派。康德（Kant）的一位杰出学生、著名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FriedrichWilhelmSchelling，—）是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在22岁的时候，少年老成的谢林出版了他的名为《关于自然的哲学思想》（IdeenzueinerPhilosophiederNatur）的书，成为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
谢林相信大自然拥有灵*，在他的观念中，甚至无生命的物质都具有生命的迹象，像电和磁这样的现象就是证明。他的教导尤其在德国的医生中激发了巨大的几乎是宗教般的热情。其中最吸引医生的是，谢林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重要的、最接近神学的一种。
自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宇宙中所有事物都具有极性。生命被认为是在正极和负极之间，在太阳正极和地球负极之间摆动。男性特征主要受到太阳的影响，而女性特征更偏向于受地球的影响。疾病被认为是由自然极性的紊乱所引起的，但是也可以解释为在造物的等级结构中从较高阶层跌落到了较低阶层，在这种等级结构中，人类处于生物阶梯的顶端。
03医院的纪念碑，我们还是解剖吧……
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尸体上搜寻关于疾病的新真相对德国自然哲学的医学分支学派没有吸引力。既然形而上学的推测更令人愉快而且如此容易，为什么还要去忍受严酷现实带来的困扰？但是，就在法国大革命后，一位年轻的医生从年老的意大利导师那里继承了病理学衣钵并将其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
马里·弗朗索瓦·沙威尔·比沙（MarieFrancoisXavierBichat，—）出生于靠近瑞士边境的名为图瓦雷特的小村庄。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年少时在里昂学习修辞和哲学而不是医学。
然而他在2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他就在得胜的共和*队里做外科医生助理，并成为巴黎医院著名外科医生皮埃尔·德绍特（PierreDesault）最喜欢的学生。德绍特发现了这位年轻助理优秀的素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很久。年，德绍特突发疾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并给比沙留下了令他伤心的差事：编辑并出版他敬爱的老师的科学论文。比沙自己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他对科学的全身心的投入和强大的工作能力使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对医学做出了持久性的贡献。
年，比沙发表了他最重要的工作《普通解剖学》（AnatomieGénérale）。与他的前辈莫尔加尼一样，比沙强调是固态的器官而不是体液在身体功能和疾病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比莫尔加尼更进一步的是，比沙指出组织是生命特性的体现者。比沙意识到器官是由许多具有不同特性的组织组成的。当一个器官中的一种组织可能受疾病影响时，这个器官的其他部分仍是相对完整的。
举例来说，比沙指出，在脑膜炎发病过程中脑膜是炎症发生的部位，而脑部本身可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在提出了组织的现代概念之后，比沙却令人意外地轻蔑地拒绝使用显微镜这种能近距离观察组织的最重要的设备。他认为显微镜完全没有价值，但必须承认在那个时代能找到的显微镜还没那么先进。下一代的病理学家充分认识到显微镜的功能，这才将病理学带进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层次——细胞病理学。
生命特性的概念是比沙生物学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他编撰的哲学范畴的论文《生与死的哲学研究》（PhysiologicalStudiesofLifeandDeath）中，他将自己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著名的格言：生命是抗拒死亡的所有功能的总和。他还坚持生命特征与无生命世界的现象不同，因此不能用物理定律解释。毫无疑问，在比沙的总体态度中有生命主义的元素，他赞赏蒙彼利埃的医学院，那里是自博尔德时代以来法国生命主义的中心。也许比沙的父亲在蒙彼利埃接受医学训练的经历对比沙有显著的影响。
比沙对法国医学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甚至于不推崇形而上学的生命主义的克洛德·贝尔纳也称赞比沙想法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医学范畴之外也给人们启迪。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亚瑟·叔本华坚称他是比沙的信徒。甚至连拿破仑似乎也是比沙的崇拜者，当他听到比沙的死讯，他命人在医院竖起了一块刻有比沙和德绍特名字的大理石碑。这是一个法国著名统治者对于一个年轻而低层“见习医生”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褒奖。
04细胞病理学，我们终于接近真理……
由于比沙在法国一线临床医师中的深远影响，病理解剖学为医学的新概念和全新的看法铺平了道路。新一代的医师尝试将他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的现象与解剖中的发现联系到一起，替代了基于想象和人为医疗系统的不可靠推测。
不仅在法国如此，在德语国家也是如此。医院，卡尔·冯·罗基坦斯基（KarlvonRokitansky）从事由莫尔加尼和比沙引入的病理解剖学的相关工作，甚至在医学长期被自然哲学学说所束缚的德国，这个新概念也得到了发展。
19世纪上半叶德国医师的领导者是约翰·卢卡斯·舍恩莱因（JohannLucasSchnlein，—），他讲的课是新旧思想的奇怪的混合体。例如，他在教学中认为疾病是由生物体中个体和行星法则之间平衡的缺失造成的——这是将自然哲学的混沌思维应用于医学问题的完美的例子。此外，他将物理诊断的新方法，即叩诊和听诊引入德国医学中，而且他很清楚病理解剖学对于医生的重要性。现代病理学领域最伟大的人物是他的学生，这一点尤其重要。
年的一位年轻的改革者，天赋与激进！
鲁道夫·菲尔绍（RudolfVirchow，—）生于遥远东方的波美拉尼亚，他的父亲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菲尔绍还是进入了克斯林的高级中学学习，并在那里展现出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天赋。
他被认为是与德国医学界中其他优秀人物一样有前途的人，被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学院录取免费学习医学。在这里，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Müller）对他进行了生理学方面的训练，而约翰·舍恩莱因（JohannSchnlein）对他进行了病理解剖学和临床医学方面的训练。菲尔绍于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医院任住院医生，在这里他开始了血管血栓形成和栓塞研究。
菲尔绍的上司显然被他的天赋所折服，因此菲尔绍在24岁时就受邀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学院的高级听众讲课。菲尔绍很健谈而且很自信，他已经成为德国医学界激进的新生代的代言人。与他的导师舍恩莱因不同，菲尔绍完全排斥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推测，强调医学的进步必须建立在三个重要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诊断方法支持的临床观察；利用实验动物进行的生理学和药理学实验；以及病理解剖学，他在此强调显微镜在病理解剖学中的巨大潜力。他公然宣称生命不过是生物的基本生命单元——细胞中物理和化学过程的总和，这得罪了他的听众中很多受人尊敬的绅士。
年，菲尔绍成为柏林大学约翰内斯·缪勒手下的一名讲师，并作为病理医院。为了宣传他的全新理念，他开办了一本属于他自己的科学杂志《病理解剖学和生理学档案》（ArchivfürpatologischeAnatomieundPhysiologie），这本杂志注定成为19世纪一流医学杂志之一。
杂志开办之初，他在编者寄语中声明形而上学的推测不被这本杂志所接受：“系统研究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是对于细节进行调查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的*治观点和医学观点一样激进。
当年上西里西亚出现斑疹伤寒时，菲尔绍作为*府委员会的一员参与疫情暴发的调查。他被见到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波兰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条件所震惊，于是他开明的观点进一步得到巩固。在给普鲁士*府的报告中，菲尔绍不仅建议采取医疗措施，还建议进行彻底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他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当*者的支持，因为他们受到废黜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并正要波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国大革命的震动。年3月，柏林人民发动起义，菲尔绍成为其中一员。这次起义很快就被忠于国王的*队所镇压。最终，菲尔绍为他的*治活动付出医院开除。他认为离开柏林是最好的选择，并于年在伍兹堡谋得了一份病理解剖学教授的职位。